时 间：2007年5月29日
地 点：图配楼报告厅
主讲人：朱小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
主持人：郭锋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
主持人：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法学院和金融学院非常荣幸请到的中国建设银行首席风险官朱小黄先生光临我们学校，给大家做一个关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学术报告。朱小黄先生长期在商业银行工作，大家看了他的简历不用我多做介绍。自从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建设银行工作，而且在有关分行比如像辽宁分行、广东分行做过行长，在建设银行总行好几个部门都当过总经理。建行2005年底成功上市之后，率先借鉴国外商业银行管理机制，在国内设立了首席风险官的制度。朱小黄是建行的首任，到目前为止是唯一首席风险官。在建行风险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开拓创新一些工作。大家知道像其他商业银行也有一些风险管理，包括中国银行还有工商银行这些都在做，但据我了解像中国银行以前首席风险官从国外引进来，后来干不下去了。这里体现了中国特有风险管理文化，可能要把国外先进经验和中国本土文化，甚至我们商业银行现状要结合起来。所以在这方面朱小黄先生有很多体会和独特的思考。朱小黄在各方面他本身是学财务，后来学金融学方面专业，还有在北大读了法律专业，他既懂金融又懂法律，应该说是真正具有复合型知识结构高级人才，而且取得了博士的学位。所以我相信今天朱小黄博士会给我们带来全新风险管理文化方面的知识介绍和经验的传授。我们在座主要是来自法学院和金融学院的学生，我想大家听完朱首席风险官讲座以后，还可以提问。比如讲一个多小时，最后留半个小时可以提问，这些都可以。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朱小黄博士做讲座！
朱小黄：很高兴有机会来跟学院学生交流，受郭峰院长邀请，必须要来，但是说实在的我工作比较忙，没有系统地准备讲些什么。而且很长时间没跟大学学生接触过了，也不知道大家需要什么，所以我只是想借这个机会，我也学过法律，法学院跟金融学院都跟我所从事的工作，包括我所的经历都有一些关联。我做过法律方面的工作，从金融方面，我从事过多年金融管理工作，也有很多共性的地方。
到底要跟大家讲一些什么东西，我也不是很有把握。总的还是想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现在金融领域里面风险管理方面的一些情况和现状和文化，我随意地说一说，中间有一些问题说来话长。
法律问题跟风险问题还有很深关联度，我在北京大学学经济法专业，从经济生活里面考虑问题。实际上我们还是要从实务里面研究一些规则。从整个治理角度讲，法律也是治理风险的重要手段。我愿意有机会说一些经验和想法。现在商业银行风险问题非常复杂，我在座有学法律。现在我讲到关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问题。
我先讲关于风险和法律上一些关系，有一些问题即使学法律的人也值得思考、值得研究。二十年以前我在北京大学学法律，从二十多年以前国家有六五普发计划，我觉得社会管理层面上的人对法律了解还是非常有限，法律知识结构上非常复杂，有哲学、有文史方面，社会思考层次上比较重。要按普通人理解法律的精神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风险问题给法律所带来的思考很深刻，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和所需要的管理技术也更复杂。我相信也需要用普及法律精神来普及风险方面的知识，可能大众至少是从事经济工作的精英能够理解法律风险管理原则。没有在银行工作的人，可能也很难理解风险管理的目的，以及为什么我把它讲得这么严重，风险管理也是很深奥的一些思想。后面我会讲到一些问题。
当然正好今天是法律方面的人才，学金融的这些人才坐在一块。我想也有必要说一说，我们社会形态到今天为止，风险管理的问题越来越成为我们现实生活中，每天所必须面对的一些问题。从风险角度来看，现在的社会，如果是有这个专业的人，读过这方面的一些书籍，现在社会实际上是一个风险社会，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处理很多事情，实际上是在做一些不确定性的分析管理和决策，讲风险管理就是不确定性。因为有这么一个不确定性的现象，比如说火灾，这也是风险问题，包括自然、社会都有很多不确定性。因此导致了社会治理方式的选择。社会治理方式选择我们可以从很多方式来观察，比如说国家治理，有民主的方式，有君主立宪的方式，也有专制和独裁的方式，背后是对待社会不确定性，和对社会预期的观察。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风险社会，所以一个国家需要一定治理模式，一个企业也需要一定治理模式。国家在治理风险的问题上，采取多种不同治理模式会带来不同法律体系，实际上要建立一定秩序，秩序是我们治理一个社会的基本方法。对企业来讲，也要通过建立不同治理结构，不同管理方法和工具的选择来解决我们业务当中，经济运行当中不确定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也并不可怕，无论学法律也好，学经济也好，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最根本社会问题之一，就是社会不确定性问题。不确定性也不是可怕的事情，这个风险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风险实际上按我的说法，应该是人类社会的财富。正面的研究和议论，不是这个场合所能讲的。但是我会举一些例子和大家说一说，风险财富表现实际上很丰富。
大家知道我们有很多产业是因为不确定性和风险带来的。消防解决很多人就业问题，气象解决大自然一些问题，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银行业、保险业，保险业大家很清楚很明白，是建立在不确定性损失待遇基础上产生的。所以类似这样可以随处举出几十个。实际上风险是社会财富，是物质财富构成之一。当然在精神财富上，我认为风险带来精神财富也很丰富。我们有很多文化的积淀，有很多现在各种学问，包括大家学的金融学，包括保险学这些学问。风险对于人类社会来讲一方面是带来的损害，由于这些损害实际上也给我们开普了一个物质和精神财富领域，对于我们银行来讲，在面临风险问题上，过去我们走过很多弯路，对社会认识比较浮浅的时候，在中国银行发展史上吃了很多亏，所以直观把风险在受损害情况下，在思维方式上是排斥性的，总觉得风险是不好的东西。因此我们过去采取很多过激的办法，在中国风险管理经历几个阶段，全世界也差不多。在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虽然有银行，但是更多还不是市场，更多是存贷汇，学过共和国金融史应该知道，改革开放以前大概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这时候银行不谈风险。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后，这个阶段我们银行陡然发达，同时发生很多问题。大家可能知道全社会的问题不说，就金融机构而言，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同样出现了一些浪潮，跟社会上一些浪潮一样，我们改革开放二三十年来以来，我们曾经出现一些文化风潮，比如说转呼拉圈、甩手操，最后法轮功这样的东西。八十年代的时候办公司，九十年代炒房地产。到了九十年代末的时候，恶性规模膨胀，大量的不良贷款。因此这些教训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大家可能记得朱鎔基当总理的时候下去做金融整顿，是想消化我们已经有的金融风险，因此采取一些过激的措施。过激到什么程度？大概在五年以前，我们有的监管部门或者商业银行提出来要实现零风险。回过头来我们现在来看这些问题，出了很多问题然后再治理。今天我们用一些比较正规的风险管理模式来处理银行风险问题，发现我们过去做得太过了，矫枉过正，但是当时出现了那么多问题，当然一些治理性的办法也是必要的。到现在来看回归到常态的管理上来，因此我们现在采取风险管理技术手段、方法、要求，实际上跟以前不一样。至少零风险概念是不行。比较极端的是，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零风险，另一方面出现问题的人，追究责任要实行通知制，连诉讼时效都没有了。学刑法的人知道，不同的罪名下诉讼时效还是有规定的。违规做了不良资产要终身追究，这些东西都是治理性的措施，要求零风险就过了。实际上风险管理本质是平衡收益风险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般在商务上会知道，一般的概念是风险大的收益高，风险低的收益差。实际上背后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样实现收益和风险均衡。
因此，我们用现代眼光看现代银行的时候，跟我们大家在教科书里面，或者现在的教师，现在这一批大学老师，他脑子里装的更多是银行比较乱的地方，我相信灌输给学生一些案例，一些不好的东西留下很深的印象，实际上不是这样。因此从风险社会到治理，到对秩序的要求和法律制度的设计，本质上都是我们做国家和企业治理一些措施，本质上是一样的。
现在商业银行管理，我作为建设银行首席风险官，实际上也很头疼。我们要把国外最先进理念做好工具，放到国内平台上能够运行，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对于我们的系统，对于我们银行金融过程当中，对于我个人来讲都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我讲我们现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几方面的问题，整个风险管理非常复杂，我想从这几个问题可以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
第一，关于现在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双降的问题，这是现在银行面临很大的问题。所谓双降就是不良资产余额和不良率，大概从五年以前监管部门要求每年要下降，我们建设银行在上市之前，2004年上市，在上市之前不良率在15%左右。上市之间把不良资产做了一些剥离，成立了建银投资公司，把我们历史上形成不良资产拨给了建银投资公司，在拨给它之前，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整个金融改革为了防范系统性的风险，系统性风险是很大的问题，国家成立了四家大的资产管理公司，整个剥离两万亿不良资产。我们建设银行拨给信达公司2500亿不良资产，到了上市的时候，第一次剥离完了之后，不良率从25%变成15%左右。第二次上市的时候剥离了一次，给了健图公司，大概拨了一千多亿。这样下来我们不良率成了5%左右。现在监管部门还要我们双降，从5%到了2005年是4.1%，到了2005年我们是3.84%，2006年年底不良率是3.29%，每年都要下降。我刚才讲剥离几千亿之后，2005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千来亿。去年下降到940亿。今年还要下降。不良资产下降幅度每年要有一定幅度，这可能跟我们经营和管理带来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希望国际上其他先进银行一样，能够处在正常经营环境中，现在不断地下降，因为这种行政压力完成不能实现双降，监管部门放不过你。那怎么办？每年就采取措施双降。如果是太急了，风险管理一个原则，真实性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又会跟真实性发生冲突，因为考核指标下去，分支机构就会搞一些很难想象的办法，来完成双降运动。监管部门仍然是强调要双降，我就讲了很多道理，因为我们商业银行应该承受一定风险，一定规模下总有一定不良资产，这是正常的。银监会的理由是说，现在跟国有银行先进水平都在2%以下的不良率，跟这还有一定差距，所以还应该继续下降。我们现在3.29%到1季度末我们到了3.26%，还可以下降。这背后双降要求，给商业银行造成压力，背后也有需要澄清的道理。认为现在银行不行，为什么？现在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各方面，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大量不良资产都是银行这些人搞出来的，现在有责任把它消化掉，要自己承担。实际这个说法也不对，因为不能说绝对不对，我们银行管理能力和水平跟国外银行比确实还有一些差距，包括技术上都有一定差距。但是过去不良资产有很大一部分是环境造成的，利润地方政府的干预，我们做过一些测算，政府干预所造成整个不良资产占大部分，百分之六七十，当然也有房地产这样那样的事，造成有很多不良资产。主要还是与体制上，因为过去银行扮演的角色，是政府全资国有银行，是政府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动力，所以承担了一些后果。
还有一个问题，这些不良资产积累，跟我们现在金融环境也有关系，我们核销不行。财政对银行利润压力非常大，我们在财富上拨备覆盖率要达到比较充足的程度。我们在上市之前拨备覆盖率只有不到60%，扛风险的能力根本不够，对预期损失所备用消化资金根本就不够。我们拨备能力现在很充分了。但是我们核销渠道不通，现在财政部的规定，尽管社会上一些误解认为现在银行上市了，财政审计都管不到你，实际上国有控股公司所有管理规则跟过去也差不多，财政部的规定，由传统四条现在变成七八条，基本的原则是公司客户，就是法人客户如果要核销的话，自然人要核销必须要死亡，我们既然要核销也要经过大量诉讼，然后得到法院判决才能核销，所以核销能力非常差和弱。不能核销积累不良资产挂在账上，现在有积分，后三位是不良资产，最后是损失类，损失类要核销，现在不核销就挂在账上，核销不动。长期来看积累大量的风险，不能消化。因此你要想双降下去也很困难。当然前几年双降有合理性，历史上积累下来不良资产比较多，剥离出来好几千亿走了，剩下不良资产仍然还有很大一块。像我们的一千多亿可以大量采取各种各样办法，块头比较大，减肥余地也就大，比较胖的人才能减肥，瘦的人再减也减不了。前几年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工作，到现在为止再继续降下去，剩下都是皮包骨头，有一些小姑娘一样，都已经皮包骨头还要减肥，这比较困难了，这是体制上不合理造成的问题。
我们现在比较现实的压力，就是怎么样能够有效地处置掉不良资产，控制住新的投放质量。建设银行我们在信贷风险控制上，现在实行的是跟其他银行不一样的制度，商业银行面临风险三大块，一块是信用风险，还有一块市场风险，还有一个操作风险。我们要淡化行政管理人员，由专职审批人进行专业审批投票。我们现在设的总行有二十多个专职审批人，每一个贷款有五个审批人进行审批，这五个有两票不同意，那这个贷款就不能做了。现在对新的不良资产控制还是卓有成效。我们从1999年以后，建立专职审批人制度，到现在为止贷款质量还没有超过2%，应该说还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是历史上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还做不了。这是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未来在座想进入银行工作，首先要熟悉双降这个词汇，也许到明年监管部门会放松这个标准，让我们回归到一个正常经营的概念上。我们建设银行对内采取还是比较理性的办法，分三类，一类是已经到2.5%以下，我们允许不良率和不良额度允许自然浮动，因为一个银行就是金融风险，不可能银行所有贷款都不出问题，规模到一定时候，总有贷款有问题，所以不良率到2.5%以下，我们允许它有一定自然波动。不良率在我们平均线，比如3.26是平均线，在平均线水平上，允许它波动稳定，一定要让它维持住。我们现在最多是7%的分行，像这些行必须要下降，通过这样一个模式来实现总体上不良信用控制，这是一个概念跟大家介绍一下。当然现在银监会除了信贷双降之外，还有案件管理方面也有要求，也要求三下降，这是当前风险管理很大的问题。
第二，关于新资本协议实施问题，这也是当前银行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2004年稿子最后对下来，新资本协议，巴塞尔协议经过若干年酝酿和不断修改完成，到现在为止形成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框架。大家可能1988年的时候，巴塞尔协议是最现出来，是以信用风险控制为主，它的风险系数基本上是跟信贷资产挂钩，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和风险系数分配，主要控制对象和约束对象就是信用风险，后来巴塞尔协议实行过程当中，感觉到不完全，不能够把所有风险带进来，后来把市场风险内容加进来，2004年的版本形成三大板块。现在巴塞尔有三大支柱，资本充足率，有效监管三大支柱，有三大风险领域，前面介绍对市场风险控制和操作风险的控制，市场风险这个事比较复杂，三言两语讲不清楚，我们建设银行把风险体制理顺。我们靠什么控制？首先是数学模型，然后一个基本低风险策略。什么是低风险策略，我们以现在商业银行，特别是像国有控股大银行，承担不起市场风险所带来现实经济上的损失和政治上的损失。我们现在银行高层管理人员，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不起像李慎这样的大事。低风险低收益，我们大量资金不敢去做外汇买卖上的事情，做得比较少。大量买美国国债，买其他西方国家好一点债券和国内优质债券，收入比较稳定，风险基本上可以控制，风险不大，收益也不高。我们也仅仅研究过，希望冒更大的风险得到更多的收益。但是算来算去不行，没有这个条件，这是市场风险管理。
操作风险往来我们主要还是在案件防范方面。大家可能知道我们银行出事出得比较多。中国银行高山案件大家也知道，前不久我们建设银行出了一个案件在山东。高山这个案子是搞了十多亿，通过结算系统把钱搞走。我在广东当行长的时候，我们广东曾经出过很多事，中国银行广东银行开平，于振东卷走四亿多元，这些案子大家记忆犹新。前不久我们农业银行，我们在山东也觉得压力很大，银监会天天点怎么回事儿，我们去查这个案子，这个案子整个控制过程都放出来了，经济资本这么发达，赌博这么多，貂娜这个案子就是她男朋友买彩票，小姑娘容易痴情就给他找钱，她23岁，也非常可惜，判了七年，银监会还不满意，起码要判20年，如果是国家公务员按贪污处理都可以枪毙了，这是一个案子，我们比较恼火。农业银行最近在河北邯郸，开始我们以为是用卡车把钱偷走了，五千多万大概两吨重，我到金库去看过，一个人想背一箱子二百万跑很困难，后来是分多少次搞的，也是因为买彩票。现在资本市场这么发达，诱惑太大。我相信在座的学生也有把钱拿去炒股的，有的也不敢举手。前几天大家看到报纸上写和尚也去炒股，我们去年卖基金卖了十几亿，今年一季度卖了六百多亿，老头老太太把自己养老钱都拿出来了，跑到银行柜台上都买基金，他们说管哪种就买吧，现在人都疯了，这对银行操作风险管理威胁太大。你们都是学生，涉世不深的这些人，我在下面当行长就出现过，我在广东信用卡中心一个学生刚毕业实习，三个月在网上一看，发现网上有点漏洞，马上运作一下弄走十几万，有漏洞也有痕迹，很快就抓住了，二十岁，一辈子的事。所以既是我们的责任，当然我们防范风险，我们要想办法不让大家走这条路，要让你做不了这些事，年轻人很容易冲动也很麻烦。现在犯事的结构越来越年轻化。现在四十多岁的正部长，十几岁的犯罪分子，这都非常厉害。当然操作风险我们还是有办法来对付。我过去主要是管信用风险，现在做风险管理，建设银行把所有案子200件做的一个技术性分析，画了一个图把所有部位标出来，研究结果表明基层结构，大部分都在网点30%，大部分都是在柜台。网点负责人是我们最害怕的，这些人弄不好就出问题。
因此我们现在在几方面做针对性的调整，有针对性质里方法。我们要改变业务流程，原来我们一个网点就是一个小银行，你们看到路边的一个网点，可以办前台交易业务，同时也可以有后台结算清算这些事情，包括过去金库，就是整个小银行。小银行放在素质不高的人手上，就会搞出问题。所以现在流程上要把后台的东西通通集中在一个城市，把我们网点做成交易平台，这样能够控制传统的风险。像李慎这样的情况，实际上他个人可以把整个交易做完，这非常危险。但是在座有学金融和法律的，将来怎么样防范操作风险这是大的学问，你们谁要有什么成果我们可以买，这也是很大的问题。当然操作风险我们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要纳入到风险系数里面去，要弄起来准确性也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数据积累跟国外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我们收集了所有的数据大概到七年左右，但是这个数据不完整。要用预警系统，来计算预计数字还不够，我们这方面的计量就三年左右，积累到七年以后，才能说各种计量工具所计算出来的损失率比较接近真实，这也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开发这套软件，为了实现巴塞尔协议要求，也在想一些办法。除了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方面都要有一套管理方式之外，我们要想通过计量，通过资本，通过预期损失计算跟各个分行经营成果挂上钩，要实行新的资本方法，要实行对客户计算损失率基础上，来评价客户等级。实行巴塞尔协议，银监会的要求是2010年我们基本上要达到一定水平。我们现在想一步做到初级评级法水平，现在软件开发花了不少钱在做，我们能力已经能够按行业计量水平计算出来，然后按照计量水平制订行业风险限额，比如铁道行业，或者是公路，或者是什么样的行业，我们对它整个计量损失率，出来之后能够得到风险线是多大，所有的贷款不能够突破风险线，突破风险线意味着我们承担更多风险，意味着损失要加大。通过这个计量来控制我们对行业风险。下一步我们要对客户，对地区都在几个纬度上来集散不同地区，不同客户损失率，来计算他们的风险性，来控制我们的信用风险。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东西把巴塞尔协议这种精神灌输到我们整个运行当中去。
当然巴塞尔协议也有它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巴塞尔协议到现在为止仍然存在它所适用的对象，它采用基本参数，模型适用对象大体上都给国家的环境，对亚洲国家发展来讲有一些问题。常常会造成一些什么毛病？我们按照巴塞尔协议要求所计量出来的结果，我们制订风险限额跟我们市场部门一对接的时候，市场部门说你治理这个东西，按风险限额来执行，我现在基本上做不成，有好多行业我们感觉很好，但是要退出，跟实际差距比较大。我们数据积累问题也有混环境问题，有很多问题还需要研究。巴塞尔协议吸纳了很多情况和因素，但是仍然还是对欧美国家参数用得多，对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社会执行起来有困难。现在银监会已经接受了巴塞尔协议原则，要求我们在2010年要实行基本评级法，我是比较悲观，我觉得有些东西很难。
我讲两个例子为什么比较难，在西方国家核销不存在问题，一出现坏帐就可以解决，但是我们不行，我们财政部门不同意搞不了。在巴塞尔协议专门有一个指导意见，证券化基本功能就是减少信用风险，我们现在有两万八千亿贷款，这风险就很大，所计量实际损失就会大，为了减少它可以把信贷资产卖出去，现在资产市场不错，但是在中国相关的法律都没有。今年我们想把不良资产卖出去几十亿正在报批，看来也很困难。所以巴塞尔协议所确定一些东西，对于我们亚洲国家来讲比较困难和麻烦。我们能不能达到巴塞尔协议水平，当然有兴趣还可以过细研究，我今天不可能讲很多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当然我们希望通过预警系统，通过经济资本的管理，通过客户评级的管理，来实现巴塞尔协议基本要求，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关于风险文化的问题。文化现象我们在风险管理问题上，我们过去有很多传统误区，有很多问题不从文化根源上来研究，把它讲清楚，可能会带来管理上的一些困难。我讲了零风险，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文化误区，认为风险是可以消灭的，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风险是只能够转移，或者是怎么处置风险，不可能消灭。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不同的银行有不同的文化要求，可能会得出的结论不一样，但是全世界所有的银行有几个基本文化点是统一的，银行都是保守的，都是谨慎的。当然我们讲市场条件下，银行家是坐在办公室里面谈问题、谈生意，有空去听音乐会的，银行是一个上流社会，是一个稳健保守但是比较雅致的地方。我在北京银行有一次跟他们讲话，我们支行行长是什么形象，替个小平头，穿个体恤衫，皮带来带着钱跟客户在卡拉OK厅前面转来转去，这个形象很差。应该是西装革履，头发油光的，当然我没做到，应该谈吐雅致，它是一个知识密集的地方，而不是劳动力密集的地方。过去很粗放发展的时候，原来银行经营也有几个阶段，最早中国银行是支付系统，后来是规模经营冲动的年代是以规模为主。那时候银行很简单，我们从管理上知道，网点拨下去，固定成本已经规定。存款和贷款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就到了一定点，超过一定规模就赚钱，我说的是在质量一定情况下，就按一般管理，到了一定规模就赚钱。现在不行，现在我们金融是质量效益的概念。正因为原来规模的假设没有顾虑到资产质量，所以资产质量搞得乱七八糟，规模再大也不赚钱。现在靠什么赚钱？靠处理风险，靠你得到好的客户。而我们过去搞规模的时候，乱七八糟客户来找银行的人，过去是银行不求人，现在是银行要去找客户，过去是客户找银行。我们过去有一个基本经验，找你的肯定是骗你钱，你想找的人家不理你，过去我在下面当行长，有的人跟我发牢骚，说我们现在不容易，我们约人家客户，人家不见，我说不想见你的正是你千方百计要见的，那是好客户，好客户就牛一点。你要当爷爷就到滥客户那儿当，到好客户那儿就当孙子，必须要通过有效合理的营销得到好的客户，那些天天请你吃饭的，拉你上歌厅，那是准备不还钱的。就像我们助学贷款一样，我们现在助学贷款基本上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确实也是一个问题。
风险文化跟法律文化当然有共同之处，法律文化咱们不说，风险文化有一些跟常规的东西相反。例如说坏事传千里，我们在风险控制当中要学会举一反三，要把已经出现的案件和风险实践演化成经营效应的成本，这种东西要能起到正面作用才行，因此我们提倡坏事传千里，出了问题不要去辩解，要永于承担，而且要广为通报和批评。而且中国人的问题，中国是家丑不可外扬，面子主义，中国文化体现面子为大，确实有一些问题。对银行来讲这不行。我比较反感我们政府官员，经常地方一出问题，政府官员说这个事有道理，不应该是这样，然后去辩解，实际上非常恶劣。银行更不能这么做，出了风险第一是暴露，第二是传播，第三是整改，要举一反三要解决问题，要从流程和规则上想办法，防范这些问题。
我刚才讲山东貂娜这个案子，我们事后核查18个环境都皮软。当然除了坏事传千里这个问题上，我们在文化观念上的存在，还有心理学上的一些基础和问题。我们原来动不动从思想、道德、品质把所有问题道德化处理，只要说出问题就说道德败坏，不认真工作之类这些问题。其实这个案子有18道关口全部都松懈了，中间也有心理学上的问题。管理疲劳也是很大的文化现象，也需要对待。什么是管理疲劳？我们每天在重复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心里上自然有一个放松的趋向，因为每天重复很枯燥，而每天又没出问题，出问题当然是一万之一，我跟郭院长说我们之间很熟悉，他做业务我做复核，日子久了，在我判断之中我觉得他不会把钱拿走，后来我说你自己动吧。但是我看到他只是八小时之内的事情，八小时之外他干什么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和别人有了很复杂社会背景，管理疲劳容易造成问题。我的对手如果发生问题，他后面有了别的故事，他就会利用我的疲劳做他的事情，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通过建设银行来讲，我们也有一个办法，我们通过分析把最大13个风险点总结出来，然后下到各网点，要求网点风险管理人员经常把13个点扫一遍，不是让你代替人家干这个事儿，而是看13个地方有没有问题，防范、激活管理，这是管理上的问题。另外我们现在管理上，我们还带了很大的问题，中国地大物博，管理要求很多东西都不一样，市场情况也不一样。一个商业银行有统一标准，要统一信贷制度，要统一操作流程，要统一规范标准，因此我们有一些分支机构常常喜欢说，我这个地方有特殊性，我这个地方要怎么着，总是要在统一规定之外搞出一个例外，我们总行自己定了14个文化概念，总行需要统一的东西不承认例外，别说西藏是少数民族，否则别办银行，要办就在我行办。我们过去有很多东西是迁就落后太多，迁就不好的东西，包括地方另搞一套统一不起来，出了很多的问题。当然有的要统一，有的还要给地方处理权利。我们在权利分布上也在做调整。从去年开始我们把整个风险管理系统垂直管理，全国风险管理系统在分行设总监，在二级分行设风险主管，这样垂直管理跟经营总行分行支行下来系统，形成横向约束，在这样前提下，我们要把权利下放，让他有更多处置权利，通过这些措施来解决经营当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但是不允许例外。当然我们十多个关键词有很多文化上的要求，文化这个东西是积累的东西，不能说我们建设银行愿景是成为最赚钱的银行，成为服务最好的银行，成为员工的职业生涯最佳的银行，成为社会责任感最强的银行，这是我们的愿景。
但是中国体制大家也知道，一个是领导人换得快，愿景经常被后面人修改。我工作过的地方，我也有很多的概念，我一走了，人家不讲了，或者是人家换个说法我也没办法，就这个体制，这也是应该的，换个人得按他的说法，如果换个人是一个教授，我们愿景就好一点，换个人是农民就是土豆黄瓜和白菜，这就是体制上的缺陷，但是好的东西总会流传，文化是自然流传。好的东西自然会留存，文化这个东西不是哪一个人靠行政命令能够解决问题，这是文化上的问题。我们意思是说希望给大家一个信息，银行对风险管理文化是很重要的东西，需要研究，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最后我想跟大家讲一个问题，银行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前面我讲双降问题，巴塞尔问题，实际上是简单说一下商业银行在干什么。人在问题也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对于银行来讲，面临的问题是总量过剩，跟我们现在宏观经济一样，现金流过剩，建设银行现在还有36万人，最多40多万人，我曾经到国外出访的时候，跟国外银行的领导聊起来，我问他们多少人？他说三万多人。他问我多少人？我说说出来吓你一跳，我们建设银行是一支军队，大概有40多万人，他吓得直哆嗦，按中国小姑娘说话就是哇塞。我们通过压缩机构通过分流，现在还有30多万人，总量仍然是太多。我问过全球化大银行，资产比我们多十倍，人只有我们十分之一，我们在效率上没法跟他们比。但是结构又不行，我们说句玩笑话，我们多的是人口，缺的是人才，人口过剩，人才不多，现在是这样一个问题，跟中国总体问题一样，人口也是过剩。三十多万人人确实不少，但是中间人才缺失还是很缺乏。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当然他们说学校坏话，我对中国教育制度一点都不赞成，对中国教育制度也看不上眼也很差，我在中国读过好几个大学，我讲过这样的逻辑，当然这一说，你们当院长不一定同意，在中国教育制度下当个好学生肯定是不好的学生，因为什么？因为制度是不好的。在不好的制度下当好学生，当然不是好学生。当然不是说个体好和坏的问题，而是说中国教育太灌输了，没有创造性。毕业之后上机关上银行工作，很少能够独挡一面，很快能有创意做事情。当然有大量学生也有精英，精英不去大机构，有创意的人都自己去干，剩下的太差的我们又不要，估计进来银行像我这样都是中不溜，估计是这样，也可能我判断有问题，我看真正精英的一批人，不愿意到机关里。当然这是讲题外话，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才，知识结构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本科教育虽然一方面压制人的创造性，另一方面给学生灌输大量的知识，不管他懂没懂，记是记住了很多东西，这也还很管用，特别是风险管理里面，要做大量的技术工作，非要我讲银行需要什么样的人在，首先应该是需要有信誉的人，首先要有信誉。我刚才开玩笑讲助学贷款，我们助学贷款现在全国助学贷款从去年年底紧急叫停不让放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还款，我相信还是有还款的，可能他们没搞明白，但是现在比例太小。在座大学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借贷款的，我知道有一个保险公司处长，毕业两年当处长，一年二三十万，然后很自得地说，我终于把几千块钱助学贷款还上了。做银行有职业操守，这是很基本的东西，不能见钱就撒不开腿。我们有一个笑话，说一个人跑到金店里面，直接就拿，然后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我进来看到金子看不到人。进银行先到柜台，一天点多少万，你顺便抽几张放在抽屉里这肯定不行，首先得有信誉，当然做法律也是一样。干法律的人见钱就眼开，肯定不是正常的律师。
我们不能把所有东西都寄托在道德基础上，把所有都靠大家抵抗诱惑，如果我们国家有的是钱随便拿就不用抵抗，但问题是社会有秩序，不可能这样。所以我们职业操守，去银行公司这是一关。你们不妨经常站在有钱的地方锻炼一下自己，这也很必要，我说是说笑话，并不是说每个人道德都不行，是到了很多时候，有很多人并没有那么坏，但是操守底线是什么样。我们现在下一个风险点，讲的再多就是对大学贷款，我们贷多了。教育部组织了一批人做调研，调研完了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所有大学贷款还款危机，大学管钱这些人，脑子里装的不是还钱这个事儿，他们装的是我是学校，我不还钱也行吧，我认为这也非常有问题，我们现在对学校贷款也要控制。对个人学生贷款基本不贷，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希望大家西方国家水平，这也很难。现在我们贷款就瞎了，已经不行了。如果有学生毕业以后，老老实实地把贷款给还了，我觉得他一定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若干年之后把贷款还了，这很不容易。当然这是题外话，总的来讲要突破现在的教育局限性，另外要守住一些职业操守。
我们现在从银行角度来看，如果将来你想当一个银行行长，从支行行长做到总行行长，想做到一个大的金融家，首先你应该是经济学家，然后你还是一个金融学家，然后你还是一个银行实务专家。就风险管理而言，我们现在急需搞计量经济学的人。另外我们说法律方面，我们总行有法律部，我们现在法律事务越来越多，我们自己也招聘了一批专家，各个行都有法律系统，也是很需要法律人才。当然我说什么样的人对银行更有用，未来我们体制可能会更多向市场，但是现在更多向大学去招人，逐步我们会转向市场，逐步从市场上找需要的人，我给大家提供一句话，阅历比学历更重要。阅历就是知识，学历高的人现在多的是，但是能力强的人不多。能力跟阅历有很大的关系，你要成为一个好的律师，法律方面的专家，或者是银行方面的专家，不要怕下基层，也不要怕到下单位，不要怕到中小城市，阅历很重要，很多事情没干过，不可能有见识。就像我本人而言，我总行分行都干了很多，当然对于我来说，我认为如果没有丰富的阅历，现在要处理很多事情都很难，特别银行问题很复杂，知识性、技术性、实务性都很强，需要阅历。我就讲这些，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朱小黄：感谢朱首席，我在建行里见到他都叫朱首席，感谢首席给我们做务实信息量很大的报告，最后还给我们提出了用人方面的要求。下面还有点时间，大家可以提几个问题。
提问：我问一个现实的问题，我认为建行内部人员他们违规倾向，造成了很大的风险。比如说市行的行真他的主观意向对于一批贷款审批起了很大作用，一个市行行长和大专院校校长私交非常好，他就促成这笔贷款，如果他不希望哪笔贷款促成，他表现态度特别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这笔贷款没有批下来，这样从学校各项指标来看，本身不符合条件。但是学校校长自己知道，贷款一贷八年，谁去还他不管。行长自己也非常清楚，对于这种人为因素带来风险很大，比如用人制度很不合理，很多是岂有此理的做法，他们能够做出来。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很多道德危机，比如出现貂娜这样的事件，所以我觉得内部人风险隐患很大，希望您谈谈。
朱小黄：我们是专职审评人制度，行政长官不能干涉这个过程，但是行政长官拿着这些人的乌纱帽，让他完全不影响也做不到，上面贷款也有信息不对称问题，想做的事情做得很完善。怎么防范？现在这个体系所能运用工具就是这些，出现风险之后要处罚，处罚成本比较高，行政长官如果是干涉贷款，当然有间接的方法，想做什么事情可以暗示，可以威胁，完全杜绝这些东西，我们现在也做不到。但是从总的制度设计上来讲，基本上现在也很难，因为我也做过分行的行长，我也做过总行业务部门的领导，让我去干涉我想也很难。因为要干涉不是一个人，要干涉从基层一直报上来是整个体系，把整个体系瓦解也很难，不排除个别情况下有这样的例子。但是一旦出了问题，本身不确定性很大。一旦出了问题，可能乌纱帽掉了，我们现在的现状来看，一般的分支行长要干特别坏的事，好像还是很少。
朱小黄：我可以补充一下，朱首席刚才介绍的比较谦虚，实际上最近这一年多来，建行风险管理这方面，做得最大一个贡献是建立垂直风险管理体系，这刚才时间关系朱首席没有详细介绍，首席风险官就是我们建立垂直风险体系产物，一级风险是风险总监，二级分行是风险经理，再到下面就是风险主管，一笔贷款放出必须有管贷款经理和风险经理平衡作业，贷款事前审查和管理监督，都由风险系统主管或者贷款系统经理联合操作，现在很多贷款如果风险条件经理不给你放，这个制度还很管用。浙江有一个老板，他说他想在上海找一个建行机构贷五千万，他说他有抵押，我说既然有抵押，可以帮你介绍一下，我就给建行上海分行行长打电话，我说有一个认识的人，也算一个朋友，他想贷款，你可以接待一下，但是你按正规程序走，看他抵押物是什么，后来他们就联系，安排一个支行，也把地方考察，因为用经营权做抵押在建行没有首例，这个案子就到后来也没办成。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并不是说这里头认识一两个人，如果没有严格按照银行抵押贷款规定来，照样做不成，谁都不会给你承担这个风险，这和五六年以前，当时形成不良资产社会环境和银行内部治理环境完全不一样，所以确实是这样。
提问：您好！我们现在知道质押银行贷款，尤其是建行由于历史原因，可能高速公路收费项目贷款在那里，因为目前国家对于收费权质押方面法律法规不是很健全，建行在这方面如何控制风险？
朱小黄：因为好的高速公路，包括一级公路二级公路，我们都比较谨慎，现在边远不敢做。收费有两种模式，一种高速公路公司统一收费，它拿这个钱做担保，还有直接控制收费权，法律上确实有一些问题，过去整个民法系统里找不出一个根据，收费权都是民间自己说的权，实际上我们按照行政法原则，如果有行政审批批准权利，而且是有效，那也可以，实际能力是够的，如果政府认帐也可以，如果按照行政观念来看也可以，不确定的东西在哪？正因为是行政性的根据，所以行政上的根据随时可以变，我们有几个地方高速公路贷款，政府说把收费模式改革，一改银行的钱收不回来，就得找政府谈判，说你这个怎么办，从整个制度统一收费里面拿多少钱还钱是这些问题。
主持人：今天由于时间也很长了，朱小黄博士第一次以首席风险官身份走进高校做讲座，而且第一次走到中央财经大学，我们感到很荣幸，我深表感谢。在座大多数是金融学院和法学院，这两个学科太密切，如果说金融就是经营风险，法律就是控制风险，关键这两个学科或者两种知识要有机集合，建行23岁小姑娘就是没有法制观念，她懂一点金融但是不懂法律，导致最后公安局给她抓起来，她还天真地问，她说叔叔我可以回家了吗？她没有意识到她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很多违法犯罪是学会计金融干得比较多，他们天天管钱，没有把自己心态稳定住。学法律的比较理性，无论是金融也好，还是法律也好，处理都是未来不确定性问题，都是怎么样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都是怎么样处置委托代理下道德风险问题，都是共同的事情，都要做一个理性人。银行刚才我们说保守性，法律也是保守性，大家都要用理性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想今天他确实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这是我们应该感谢的。最后我顺便要提一句，我不知道今天在座有没有新闻单位的记者，假如有或者你们是兼职记者，一定要注意今天讲座是内部课堂讲座，一定不要对外，把刚才朱首席说的情况对外报道，因为建行是一个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专门给董事会秘书负责，任何人在外面不能披露。我今天仔细听了，我们都没有超出我们去年年报所披露的范围，如果万一有什么情况，那都是你们自己的责任。
今天也希望他以后能做我们法学院的兼职教授，他也同意了，我们谢谢他！他现在身份又不一样了，他是我们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以后可以多回学校来看一看和学生做一些交流。如果是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法学院甚至其他学院学生，以后面临就业选择的话，如果投了建行档案，同等条件下，我希望朱首席给我们关照。
今天在座各位老师同学辛苦，非常感谢！最后再一次对朱教授表示感谢！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