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强迫消费”的智先生向消协投诉无果，决定把商家告上法庭，咨询律师的结果是他为这个官司要交纳律师费2000元至5000元,这让智先生有些承受不起。而且，不同律师事务所的报价不同，也让智先生无所适从。原是“法盲”的他决定不请律师，自己为自己出庭应诉。
如今，智先生可能会欣慰了。今年12月1日,司法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正式在全国实施。司法部律师公证司处长胡占山解释说，这项管理办法旨在规范律师服务收费行为，主要解决律师业收费偏高问题，让穷人也请得起律师。
出乎意料的是，在《管理办法》实施的第二天，来自律师界的民间声音和官方意见就有了碰撞。12月2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过去与未来”研讨会上，一些律师对《管理办法》表达了不满：“按照这样收费，很多律师就活不下去了”。
自从今年4月13日《管理办法》出台后，各地都在准备制定相应的收费标准细则。但律师界对《管理办法》的争论一直延续，很多地方司法行政部门虽获得授权，却迟迟拿不出具体的“收费标准”，目前只有12个省份制定的收费标准报司法部备案，其余大多数省份都在观望。
“开奔驰车的”和“骑自行车的”能否适用同一标准
《管理办法》规定，律师服务收费采取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并举的方式，包括刑事、民事、行政这三类基本诉讼和申诉以及国家赔偿的代理等在内的主要业务，均适用政府指导价。正是这个“政府指导价”标准引发了律师界很大争议。
去年年底，有报道称“2004年度北京律师行业收入突破50亿元”的消息，这意味着如果以京城律师1万人计，每人年均创收50万元。然而，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的王才亮认为，律师行业内实际贫富差距很大，最大的差距达到3000倍，在两级分化的前提下，所谓“人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北京市司法局律管处副处长柴磊坦言，这次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市发改委正在共同酝酿的“收费标准”，就是想为“开奔驰车的”和“骑自行车的”定同一个标准，不但要维护公众利益也要考虑行业发展趋势，的确很有难度。
“政府的过多干预和严格‘指导’忽视了市场的调节作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宏俊说，在实践中，规制难以获得制定者预想的执行效果，难免成为一纸空文。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轩认为，律师服务行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签订的委托协议属于服务合同，应适用《合同法》来调整；律师收费也应实行协议收费而不是由政府定价，即使需要政府定价，收费标准也宜粗不宜细，否则新的收费办法和标准很难避免重蹈1990年《律师业务收费管理办法及收费标准》形同虚设的覆辙。
司法部律师公证司司长宫晓冰提到，西部很多律师月收入达不到政府机关的基本工资，从业不久的律师连交房租都困难，因此在律师服务收费问题上实行政府规制是有必要的。但律师收费本质上受市场调节，如果规制出现问题，可能会导致律师行业内两极分化更严重。
“规范律师收费并非单纯对律师的杀富济贫，而是规范律师收费，给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百姓一个价格指引，有更平等的询价机会。”据柴磊介绍，北京市司法局在制定标准之前，委托了两家会计事务所对全市50家以诉讼为主的律师事务所、2005年所有的诉讼案件进行收费测算和个案收费情况的详细调研。
“在现有分析基础上，北京的收费标准是‘就低’没有‘就高’，这都是照顾低端市场和弱势群体的需要。”柴磊说，对高端市场来说，计时收费则是留给律师事务所的一个渠道，这是国际上比较通用的一种收费方式，借此机会也在国内推广这种收费方式，对律师收费模式和公众接受方式都有个引导。另外，各地的收费标准都将参照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标准有所不同，价格浮动范围较大，也是给律师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
许多民工胜诉后不交律师费
“法庭上，经常见到双方当事人中，一方有律师，一方没有律师，辩论起来差距很明显。”最高人民检察院副厅长李忠诚说，“这个《管理办法》有了总比没有好，毕竟，相当数量的低收入群体没有能力请律师，这间接损害了他们的合法权益。”
那么，这部存有争议的《管理办法》能否落到实处？能否真正方便百姓打官司呢？
宫晓冰认为，由于《管理办法》仅对诉讼领域规定实行政府指导价，而对非诉讼事项实行市场调节价，这种方式可以减轻众多委托人的负担。
另一种担心的声音认为，这种规定容易导致律师“用脚投票”，一窝蜂都代理非诉讼案件，干脆不代理诉讼案件，使得百姓很难请得到代理诉讼案的律师。
一些居委会花钱购买了一年的律师上门服务，定期把律师请到社区来做咨询，很受社区调解员的欢迎。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赵燕认为，实际上，百姓更需要的是低价的基础法律服务，而且，这一需求在不断增长。
然而相应的难题又摆在眼前。有关人士分析，众所周知，国家律师业有严格的准入制度，一年一度的司法考试淘汰了许多学子，对律师的学历要求日渐提高，这使得律师人数的增长受到限制。律师成本包括“执业前成本”居高不下，律师的自我定位水涨船高，最基础的法律服务很少有人问津。
《管理办法》规定，政府指导价的基准价和浮动幅度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制定。有专家提出，北京等发达城市的律师“收费标准”肯定要高于其他地方，那么，这很可能导致律师在地区间的流动和集中，很多律师专门到北京办案，而不到地方办案。
与会专家担心，如果律师对收费标准意见过大，《管理办法》很可能无法付诸实施、形同虚设。
多年来，著名“民工律师”周立太坚持为民工打官司，不赢不要钱，实行“风险代理”，并创下了工伤赔偿158万元的全国之最，受理各类民工工伤和劳动争议案件高达2000多件，而就是这样一位“民工律师”，近年来却不得不把民工告上法庭，原因是许多民工胜诉后不交律师费。
有些律师也有过类似的遭遇。李轩认为，出于严格规范律师收费行为的考虑，《管理办法》过于保护委托人的权益，却未从实际出发，提出保障律师收费权利的有效措施。他举例说，如何保障律师能拿到自己应得的律师费、委托人违约应负怎样的责任、对司法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处罚的合法性谁来监督？在《管理办法》中都没有体现。
谁为法律援助买单
目前，律师是我国的法律援助提供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的无偿性和律师服务的有偿性难免产生冲突。“律师服务收费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律师的生存和我国法律援助体制的建立。”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主任徐家力说。
“《管理办法》不应将政府应当承担的法律援助责任转嫁到律师头上，应该完善现有国家出资的律师事务所、公职律师事务所运行机制，将它们改造为专司法律援助和政府法律顾问的公益性机构。”李轩认为，在这种机制下，穷人根本不需要自己花钱请律师。
“保障穷人请得起律师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完善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徐家力认为，《管理办法》虽然通过限制、减免律师收费缓解了低收入群体的负担，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项数据显示，湖南郴州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去年年内办理的案件中，刑事诉讼指定辩护的387件，公民申请援助的民事和行政诉讼案件只有370件，而湖南株洲的法律援助标准参照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标准，只有166元／月，可见，法律援助的门槛很高，因此很多人都被拒于法律援助门外。
徐家力认为，法律援助现状不容乐观，由于法律援助被规定为律师的义务，很多地区开展法律援助对律师形成依赖，而律师并没有什么刚性的“饭碗”，这容易挫伤律师的积极性，导致法律援助工作质量难以保证。
中国政法大学王进喜教授将风险代理收费方式称为“穷人进入法院大门的钥匙”，即风险代理收费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法律援助的作用，但《管理办法》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因此有人认为，此类诉讼案件的法律援助面临困境。
有专家提出，除了市场收费和符合法律援助的群体外，还有大量的社会中间层，他们能否获得律师服务？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徐玉领律师认为，律师收费“明码标价”有利于法律援助事业，便于政府以购买律师服务的方式实现法律援助，也可能促使更多人加入到法律援助组织的队伍中来。
与会者认为，律师服务收费与法律援助的矛盾背后，折射的是在行业自律无法实现的前提下，如何平衡行业利益、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以及政府规制能否既服务于我国律师业发展、又能满足公众对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的需求。这显然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思考、求证的话题。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