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1日晚，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于飞教授做客我院“法治中国论坛”，在中财大厦三层报告厅为我院师生作了主题为“合同法总则替代债法总则立法思路评析”的学术报告。法学院院长尹飞教授、副院长李伟副教授，邢会强教授、沈建峰教授、许冰梅副教授、李朝晖副教授、郑人玮副教授、朱晓峰副教授、张琪副教授、陈飞副教授、周游博士、殷秋实博士和徐建刚博士等老师出席报告会。我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陈华彬教授担任主持人。
首先，于飞教授向大家介绍了本次报告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背景。于飞教授形象的用“钉子”的比喻说明，法学问题的研究要围绕一个问题持续深入钻研，把问题讲深、讲透。目前，民法典各分编的编撰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其中，债法总则的内容被肢解在各分编尤其是合同编中，这在形式上与传统大陆法系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这种形式上的差别，会带来何种实质差异？如何构建中国的债法体系？目前的构架有何缺陷、如何弥补？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对债的理解与债法体系的根本性认识。
其次，于飞教授回顾了我国民事立法过程中关于债法总则设置的争论。于飞教授指出，用合同法总则替代债法总则是我国一贯的立法思路，立法机关对此也有较为明确的立场。2002年公布的《民法典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没有设立债法总则，这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以王利明教授、崔建远教授为代表的大多数主流学者都认为，设立债法总则能够更好的维系民法典的体系性、逻辑性与简约性。少数观点则认为，合同法总则吸收了债法总则的大部分内容，在侵权责任独立成编的情况下，不需要单独设置债法总则。立法者最终采纳的是少数观点，在《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否定了债法总则的设置，并在法律技术上通过“参照适用”合同法总则的方式，实现对债法总则的功能替代。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立法思路，只需要在现行民事单行法基础上进行修补，不需要在法律体系与结构上作重大调整，减轻了立法工作量和难度。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种“参照适用”的法律技术存在何种不足与弊端？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深入的讨论。
接下来，于飞教授从法学方法论的角度深入进行论证，“参照适用”的立法技术将不必要的导致司法的不一致。于飞教授指出，“参照”在方法论上是一种准用，与“适用”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在语词表述上，“参照适用”存在一定的矛盾，应该删去“适用”，保留“参照”即可。而“参照”（准用）是一种“授权式类推适用”，法官并非必须适用，而是有着自由判断的余地，这可能会导致“同样事项、同样处理”的正义要求难以获得保障。此外，这种授权式类推适用在性质上属于法内漏洞，既然我们明知规则是什么，也能够事先通过立法予以填补，为何还要留漏洞？这种做法并不明智。
再次，于飞教授对反对债法总则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反对设置债法总则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债法总则对全体债之关系的适用会出现例外情形，既然无法一体适用，设立统一规则的意义就不大。对此，于飞教授指出，一般规定在具体适用中存在例外，是法律适用中的必然现象。而少数例外的存在，恰恰是设立债法总则的积极因素。理由在于：在设置债法总则的前提下，哪些规则适用于债之全体是清晰的；哪些规则例外的不适用于个别债之关系，也可以经由法定方式达致清晰。原则与例外的两种情况都可经法定化向法官传递清晰的强制，既避免了法官不必要的判断成本，也保障了司法统一，是更理想、更合理的立法选择，而且会对我们的法学教育体系带来积极的促进。于飞教授并以“故意侵权损害赔偿之债的债务人不得主张抵消”这一规则为例，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说明。
最后，基于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与现实，于飞教授指出，在不设置债法总则的情况下，应该通过“减编不减量，变表不变里”的方式，缓解债法总则缺失带来的问题。具体来说，“减编”意味着不单独设立债法总则编，不必调整既有立法规划；“不减量”意味着实质性债法总则的条文数量不减，但应该按照债法总则的方式去表述，以实现调整范围的周延。这样一来，虽然形式上没有设立债法总则编，但实质上具备了债法总则的规则，这就是“变表不变里”。于飞教授并结合最新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二审稿）》典型条文，详细说明了自“征求意见稿”以来的调整，同时也进一步指出存在的不足及可能的改进之处。
点评环节，武腾副教授分享了听完本次报告后的感悟，并针对债法总则的设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陈飞副教授就二审稿中删除了债权让与、股权让与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规定，和于飞教授进行了交流。沈建峰教授认为，民法典即将出台，后民法典时代更需要关注法律适用与法学教育的问题。债法总则的缺失，使我们在法律适用与法学教育方面都将面临很大的挑战。尹飞教授结合自己参与物权法以来民事立法的亲身经历，阐释关于法律的人民性、本土性的理解；他指出，民法典虽然不会那么完美，但是借用谢怀栻先生对《合同法》的评价，“有比没有好、早出比晚出强”，民法典出台后，将为理论界、司法实务界提供更多丰富的发展空间。
提问环节，参与本次报告会的学生就法律制定中官员视角与学者视角的冲突，向于飞教授提出自己的疑问。于飞教授指出，立法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妥协的过程，这会涉及到不同需求的协调，包括领导者的意志、立法史的惯性、学者的立场、民众的需求等等。最终的法典，一定是各种需求、不同力量博弈的结果。但正如孙宪忠老师所言，“科学家的任务是尽早发现真理，政治家的任务是适时适用真理。”作为学者，我们要有学者的独立判断与对真理的坚持。当然，真理的普遍性问题在民法各个领域中是有所差异的，债法领域的相通性最为明显，而在物权法以及婚姻家庭、继承法中，固有法、本土法的色彩更浓厚。于飞教授进一步指出，后民法典时代是解释论的时代，我们要以民法典为基础，形成并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与理论体系，反过来促进民法典缺陷的弥补。民法典即将呱呱坠地，还有精彩的一生去成长。
最后，陈华彬教授再次对于飞教授的精彩报告表示感谢，本次报告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文/徐建刚 图/吴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