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邀请，2018年4月25日，刘权副教授参加中国政法大学第七期“京蓟公法论坛”担任评议嘉宾。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陈征教授就“宪法中的过度之禁止与不足之禁止”做了报告，中国政法大学冯威老师担任副评议人兼任主持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焦洪昌教授特别出席了本次论坛并作致辞，对陈征教授的该选题之理论与实践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陈征教授首先提到，“过度之禁止”在我国又被称为“比例原则”，而德国一些学者认为广义的比例原则还应当包括“不足之禁止”。他从对基本权利自身功能的理解出发，从基本权利包括防御权功能和客观秩序价值两方面内容入手，对比例原则进行了相关讨论。接着，陈征教授通过引入德国法学家罗伯特·阿列克西的“余地教义学（Dogmatik der Spielraeume）”理论，同时结合了奥森布尔对事实认定与预测决定的区分，以及施林克对预测与评价的区分，将立法余地整理为四个等级，即在事实认定上、预测决定上、价值判断上和结构上的认识余地，其中只有事实认定上审查者可以完全介入。接下来，陈征教授又将该理论具体到比例原则的四项步骤中进行审视，得出相关结论。而具体说到不足之禁止，当立法目的就是履行宪法委托和其他宪法要求的时候，不足之禁止可能与比例原则发生交集。陈征教授认为，要将国家的不作为等同于“作为”，首先要论证国家的保护义务，不能因果倒置。最终，陈征教授认为不足之禁止与过度之禁止是不对称的，不足之禁止审查的评估难度较。因而他建议，不足之禁止不再划分若干子原则，而是作为最低保护要求。
在评议环节，刘权副教授提出了两方面的商榷意见。第一，他反对将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原则与均衡性原则进行平行适用。之所以不能将均衡性原则提前，其一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因为先进行均衡性原则分析，就可能提前否定一些收益相对较小、损害也相对较小的手段，在此之后的必要性分析所选择的手段就可能是损害较大的。所以将均衡性原则置于必要性原则之前，是有悖于比例原则的规范逻辑的。其二，因为必要性原则比均衡性原则更先产生。最先产生是必要性原则，19世纪末产生的，以1878年的“十字架山”案判决为标志。而均衡性原则是之后才产生的，大概产生于二战后的20世纪50、60年代。均衡性原则是在必要性原则基础上，对人权保障的更进一步要求。第二，他认为不足之禁止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而是可以被比例原则所包含。因为对于国家的侵害行为来说，必要性原则要求手段具有最小损害性；但对于国家的授益行为来说，必要性原则要求手段具有最大的有效性。因此，他建议，陈征教授的报告题目“宪法中的过度之禁止与不足之禁止”实际上也可以称为“宪法中的比例原则”。
随后，冯威老师和焦洪昌教授先后进行了评议，回答了“目标正当性原则的引入是否冗余”的问题，提出了“在中国当下的合宪性审查机制下需要构建比例原则的具体适用机制”的问题。在提问交流环节，听众们分别就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财政消耗因素在比例原则中的审查方式、比例原则对私法领域的辐射作用等方面提出了具有专业水准的问题，报告人及与评论对相关问题一一进行了详细解答。最后，主持人冯威老师对该主题的重要意义予以再次阐发，本次论坛圆满落幕。
